陆百甫改革战略的形成与改革的走向

2019-06-09 10:30:24 来源: 常德信息港

五个多月的宝宝咳嗽怎么办
五个月宝宝感冒咳嗽怎么办
五个月宝宝感冒咳嗽怎么办

陆百甫,经济学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他参与了改革开放以来多项中央重大经济决策,对中国基本经济制度理论框架的建立以及所有制、财税、等领域体制改革理论的创新研究做出了独特的贡献。他和王梦奎被视为中央“智囊”中与改革开放进程相伴久的耆宿,时至今日,他还经常参与各种重要决策咨询与研究。

作为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全程见证者、参与者、推动者,陆百甫在接受财新专访时,回溯并梳理了波澜壮阔的改革历程,阐述了他对中国过去、现在和未来改革发展战略的覃思与彻悟。

“三步走”战略应运而生

财新:1980年至今,你一直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从事政策咨询研究。可以说,这30年间,也是中国经济社会发生巨大变化的时期。粗略划分,1978年之前,中国实行计划经济;1978年之后,中国逐渐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这个历史的大转型时期,学术和政策咨询研究的概念、范式等都要发生巨大变化。一方面,作为研究者要在观念形态和知识储备上与时俱进地适应这个转变,另一方面,研究者更要颇具前瞻性地引领和推动这个变迁。在你眼中,这个转型是如何发生的?它呈现什么样的历史面貌?

陆百甫:上世纪80年代不仅是中国经济社会发生巨大变化的时期,也是整个世界大变动、大调整的时代。比如,两伊战争、东欧剧变。而在我们国家,改革大潮波澜壮阔,能引发人的思考。当时还没有“与时俱进”这个说法,但是我们有这个基本的意识,就是“学习学习再学习”,不断创新,不断前进。

在这前后,中国经历了三个阶段。个阶段是1978年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学的是苏联的计划经济理论和经验,实行的是完全计划经济。但是,我们不得不说,中国的计划经济要比苏联高明,陈云同志早在上世纪50年代就提出了“大计划、小自由”的经济工作指导思想,既要坚持政府调控,也要注意自由市场,考虑市场的需求。当然,我们的计划经济也存在很大的弊端,行政手段太死、太僵化,导致企业效率不高、积极性不高。

第二个阶段是从1978到1992年,我们实行的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并积极探索以市场为取向的改革。这一时期关于计划和市场的争论为激烈,但随着论争的发展,人们开始逐渐接受了“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应当重视价值规律和市场”这一观点。国家的经济政策也从十二大的“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演进到十二届三中全会的“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再到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第三个阶段是从1992年党的十四大召开至今,我们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把党的十四大确定的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和基本原则加以系统化、具体化,为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做了总体规划。在这之后,中央又出台了许多卓有成效的改革措施,充分发挥市场的调节作用,保证了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

财新:上世纪80年代,邓小平同志提出了中国发展 “三步走”的战略目标。这个战略是如何形成的?

陆百甫:1987年,中共十三大明确而系统地阐述了“三步走”的发展战略,即步,从1981年到1990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从1991年到20世纪末,使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1倍,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21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

早在1980年1月16日,邓小平同志就在人民大会堂作了一个报告,提出了的中国发展“三步走”战略。我有幸聆听了这一奋进的历史号角。

30多年来,在这一重大战略构想的指引下,中国走过了宏伟的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历程,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果。

回顾历史,小平同志提出这个高瞻远瞩的战略构想并非偶然,而是有时代背景并经过他深思熟虑的。

财新:迄今为止,“三步走”战略时间已过半,主要战略任务的完成是否也过半?

陆百甫:我们还是用数据来论证一下。邓小平同志当年做出“三步走”战略构想的主要经济目标有两方面:一是,人均收入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二是贫困状况彻底改变,建成小康社会并走向全民共同富裕。当时确定这两个经济目标是有参照系和具体界定的。人均收入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小平同志提出的具体参照对象是“亚洲四小龙”,并提出了它们当时人均收入3000多的参照数据。而消除贫困的目标,既很明确但又较为概念化,即我们知道的从温饱到小康再到实现共同富裕的三个阶段。如果按照这一具体目标来评估,中国“三步走”战略目前已经达到“时间过半、任务过半”的分水岭标准。

不过,要实现中国“三步走”战略后半期任务,仍然相当艰难,不仅表现在中国经济增速今后几十年将回归至常态增长水平,而且中国发展又重在要实现优质发展和全面达到现代化水平。这两大要点又将是中国经济全面实现“三步走”战略的核心内容。因此,“三步走”战略后半期的任务,不仅在实现人均收入动态标准上有一定难度,更在达致发展质量和现代化水平动态标准要求上有相当大的艰巨性。但是,历史发展进程已经证明,中华民族的振兴大业,不仅能够做到,而且能够做好。

六大战略思维与十条基本经验

财新:在总结中国30年改革开放经验与教训时,你提出了国家改革发展的六大战略思维、十条基本经验。其主要内容是什么?

陆百甫:六大战略思维是:(1)牢牢把握和坚持“发展是硬道理”基本理念,并将国家发展事业,不断推向科学发展轨道;(2)与时俱进,紧紧抓住当今时代发展中的战略机遇,做到两个“充分利用”:充分利用中国的制度优势和比较优势,充分利用国际环境给中国提供的多种机会;(3)正确处理和把握不同所有制经济的合理关系,充分发挥所有制经济在发展中的互补作用;(4)始终如一地重视把改革发展的成果,适时地实现全民共享;(5)坚持一贯倡导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以国人自己的艰苦努力实现中华复兴大业;(6)很好地坚持和发挥执政党和国家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关键作用,做到统一认识,步调一致,统筹兼顾,形成合力。

十条基本经验是:(1)坚持发展是硬道理,把发展作为要务;(2)以改革推动发展,以社会稳定保证改革顺利推进;(3)调控权限要适当集中,微观管理权限要适当分散;(4)以控制总需求过快增长为主,同时抓好社会总供给的尽快改善;(5)坚持适度松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注意适时微调;(6)努力改善经济环境,坚持扩大对外开放,大胆利用国内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7)在改革发展中,要十分重视就业和人民生活不断改善以及分配关系的理顺;(8)国家“看得见的手”与市场“看不见的手”都要合理发挥对经济的调节作用;(9)重视对通货膨胀的治理,在发生不可避免的通货膨胀时,要牢牢把握社会承受“度”;(10)对经济“过热”治理,要抓住控制投资需求的牛鼻子,而且必须调控到位。

所有制改革是如何突破的

财新:你曾多次参与党和国家重大经济决策的咨询研究,譬如,关于中国基本经济制度和所有制框架结构理论的研究。这项研究是如何转化为世人后来熟知的中央重大决策的?

陆百甫:那我就谈谈“十五大”报告中有关所有制改革论述的决策过程。背景是1997年初,“十五大”政治报告起草班子成立并开始工作,报告要着重研究部署下一个五年中国的改革发展问题。当时社会上出现了一些质疑国有企业改革方向的声音,还有学者起草“万言书”,提出国有经济不仅要占据主导地位,而且在比例上也要占优势。

那么,国有经济占国民经济主体地位到底怎么理解?我们是不是还要走过去的路?这些疑问不断地困扰着我们。

这个时候,江泽民同志及时提出了要建立中国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思想,这个思想确实可谓高瞻远瞩。

记得是1997年元旦,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温家宝同志就能否提出中国基本经济制度、所有制结构以及股份制能否成为基本经济制度的构成部分等问题征求我的意见。于是,在温家宝同志的指导和布置下,我就这个问题与有关部门专家进行了研讨。因为事关重大,当时只有江泽民总书记、温家宝同志和我三个人知道这件事。我在与专家学者探讨基本经济制度及股份制等问题的时候,也没有透露这是总书记的意见。

对于所有制改革,大家刚开始讨论的时候也是比较迷茫,后来随着讨论的深入,大家对这一问题的认识越来越清晰。经过对大家意见的系统研究,我综合撰写了所有制改革的“十条建议”和理论表达,认为“股份制”和“股份合作制”仅是实现形式问题,是资本联合和劳动联合的组织形式,并不是“姓资姓社”的问题,资本主义可以利用,社会主义同样也可以利用。

同年1月9日,我将这些建议向温家宝同志作了汇报,并正式向江泽民总书记报送。5月29日,江泽民同志在党校讲话中说,要“努力寻找能够极大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公有制实现形式,一切反映社会化生产规律的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都可以大胆利用”。

后来,这些内容都被中央采纳,并和其他众多专家学者的意见一起,体现为“十五大”报告中有关所有制改革部分的论述。

此轮所有制改革被媒体报道为中国新时期以来的第三次思想解放。

中国与东南亚金融危机

财新:1997年,危机发生,中国政府应对得当,获得了世界好评。这期间的高层决策是如何形成的?

陆百甫:1997年7月2日,这场亚洲金融风暴首先从泰国开始,不久又席卷马来西亚、新加坡、日本和韩国等地,打破了亚洲经济快速发展的繁荣景象。正当东亚金融危机搞得东亚经济焦头烂额之时,克鲁格曼等人提出了“东亚经济模式”消亡论、“亚洲价值观”破产论。为了应对金融危机,1997年12月16日,首次东盟 中国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在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举行,时任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出席。

在江泽民主席出席会议之前的一天,我记得是个傍晚,温家宝同志给我打了三次,咨询中国面对那次金融危机的应持态度。我当时正好研究这一问题,就讲了三点建议:,我们要树立信心,亚洲价值观并没有失败;第二,“东亚经济模式消亡论”不过是耸人听闻,东亚经济模式并没有走入死胡同,但是我们要反思亚洲经济结构存在的问题,我们的经济结构需要调整;第三,东南亚国家作为中国的朋友,值此危难时刻,我们要拿出实际行动,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并拿出一定的资金去支持它们。

后来,江主席采纳了这些建议,在此次峰会上表明了中国的态度,并向泰国等国提供总额超过40亿美元的紧急援助,向印尼等国提供了进出口信贷和紧急无偿药品援助。此后,泰国的危机就解脱了,于是中泰两国变成了全天候的朋友,我们和东南亚一些国家的关系也明显改善。同时,这也展现了中国对区域性和全球性问题高度负责的态度,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形象也提高了。

我们要面对并且迎接平稳增长的时代

财新:今年一季度中国GDP增幅同比有所回落,从7.9%降到7.7%,不少人对此表示担忧。学界判断,今后,中国经济将告别高速增长时代,进入“中速”增长阶段。你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陆百甫:是的,今年一季度经济数据出来的时候,国内外很多人士都觉得比预期要低,纷纷表示担忧,甚至迷茫。其实,大可不必。他们之所以表示担忧,是因为国内国际都对中国经济寄予过多的期望。尤其是很多国外的媒体夸大了中国对世界经济的影响,他们希望中国这个“经济火车头”承担更多的来推动世界经济的发展。但是,我认为这样的经济增速是合理的。我们的经济增长应朝着轻型化、质量和效益优先的方向发展。

其实,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今年“两会”已经发出了这样的信号,可能很多人并没有深刻地领会。质量高、效益好,我们就容易协调各类矛盾。考虑到出口的回落,土地、资源和环境的承受能力,这样的速度还是比较理想的。而且,近年来,我们实施了“转方式、调结构”的政策措施,大规模的结构调整再加上政治诉求的改变,当然要甩掉一些利益,甩掉一些无效的增长,这肯定会影响经济增速。而且,每个国家在向高端发展的时候,经济增速可能会递减,但这是更科学、更理性的发展,更符合产业高端化的要求,更符合可持续的要求。所以,我们不能被某些声音误导,我们必须坚持走质量和效益优先的道路,向优质、高效、适度、适当的方向发展,而不是选择原来高速增长的道路。

对于今后中国发展的潜力和前景,目前国际上看法存在分歧,有全面唱衰的,有短期看差长期看好的,也有全面看好的观点。我们要客观地分析中国经济发展的前景,就必须对中国增长潜力做出准确剖析。

首先,今后中国经济发展的潜在动力仍然强劲。目前,中国还没有实现动态意义上的“五化”,即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信息化和国际化,要完成这“五化”,中国的发展空间仍然十分巨大,加上这“五化”又是在有十几亿人口、国土辽阔的中国,多方面发展又很不均衡状况下去完成的,更增强了发展的潜在。再加上全球化进程是动态的,中国的发展除了“赶”的意义之外,还有动态意义上“超”的含义,不仅要“补上”落后于人的地方,还要“赶上”别人正在发展前进的地方。因此,中国发展出现“双速”并不难理解,体现了国家和全民的期盼,并仍将成为今后中国发展的强大动力。

其次,中国的“制度红利”“人口红利”“民族勤奋红利”等具有中国特色的“红利”,仍然是发展的不竭动力。中国只要坚持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不动摇,在大局稳定的前提下,其制度优势就会充分发挥出来,多元化的所有制结构、多样化的实现形式以及社会互助共济的精神优势,将成为发展中攻难克艰的利器。中国的“人口红利”随着人口老龄化会逐渐减弱,但不会消失,而且中国新“人口红利”将产生,劳动者素质大提高、劳动技能大大提升,将使新“人口红利”倍增。加上中华民族的勤奋精神代代相传,中国的劳动效率仍将保持地位,为国家发展奠定精神基础和支持。因此,即使至本世纪中叶,中国劳动人口素质、劳动效率,都将是可与世界他国相竞争的因素。

其三,中国经过改革开放以来的快速发展,基础设施建设的大规模落成,优质便捷的交通运输体系,结构完整的体系以及迅猛发展的以信息化为重点的现代服务业体系的建立,构建了现代经济发展必备的优质条件。中国有世界上人口庞大、潜力深厚、全球市场广阔的优势,为集聚全球各种生产要素,创造了无限的吸引力和凝聚力。只要中国继续坚持改革开放方针,继续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全球性资金、人才、创新成果将会不断向中国这块沃土集聚,中国成为世界生产高地、消费高地、创新高地、合作高地、文化交汇高地,是完全可能的。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认为,中国仍具备一系列优势使经济保持较快增长。但从总体上讲,今后30年,由于某些因素的约束,经济增长的力度应当有所降低,呈现逐步减速的稳步发展态势。我们保持这种稳步增长的发展,其实对国家整体发展与战略推进都是有好处的。所以,我们要忍受并且迎接经济平稳增长的时代。

十八届三中全会应该会向建立成熟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方向演进

财新:有学者曾总结道,“一个三中全会,一个里程碑”。下半年,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将要召开,按照惯例,这次全会可能出台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关于中国今后改革发展的具体政纲。请你联系以往多次三中全会,前瞻一下十八届三中全会的主旨。此次三中全会将重在解决什么问题?出台什么决议?或者说,你认为,目前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存在什么问题?如何进一步改革和完善?

陆百甫:回顾历史,我们确实可以发现,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大政方针大都是在三中全会通过的,基本上“十年一变”。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这是一个框架性的改革战略,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定了总体规划和实施方案。

到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的时候,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已经建立。但由于条件不足,今后还得再用十年时间继续完善,所以,十六届三中全会强调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十年,重点是要素市场更加完善,所有制结构进一步调整和完善,尤其是在社会体制改革、社保制度改革方面有了长足的进步,弥补了社会发展不足的缺陷。

这样看来,1993年后的个十年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框架建立,第二个十年是进一步完善这一框架,所以,第三个十年,也就是从十八届三中全会开始,应该会向“两个百年”目标、向建立成熟的市场经济制度方向前进,我认为,在这方面肯定会有所推进。尽管有难度,但是社会各方面条件已经成熟,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建设已经有很大进展,人们的认识已经到位,思路已经清晰,建立完善的市场经济制度的条件也已经成熟。因为前两个十年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上属于框架型和完善型,所以,十八届三中全会有可能实现制度化、机制化。

改革之要在于健全四大基本制度

财新:当前中国改革已进入“深水区”,人们普遍认为,既得利益群体是深化改革的阻力。你对此如何看待?中国应如何继续深化和推动改革?推动什么样的改革?

陆百甫:改革开放之后,利益格局发生了新的变化,产生了新的既得利益者。但是,我们应当看到,改革之后的既得利益者,有阻碍改革的消极的一面,也有推动改革的积极一面,有逆向也有顺向作用。既得利益者虽然有强大的力量阻碍改革的继续深入,但是,在强大的历史潮流面前,在日益觉醒的广大人民群众面前,他们又显得捉襟见肘,他们当中还是有很多人支持改革的。

事物是不断发展不断前进的,改革也必须顺应时代的潮流向前推进。所以,我们要下大决心把对深化改革不利的、消极的、阻碍的因素从体制上清除。怎么清除呢?还得从基本制度着手。

“十五大”召开之前,时任总书记的江泽民同志曾经咨询过我们,他问:“我们现在已经有了基本政治制度,现在能不能建立基本经济制度?”当时我觉得,总书记这个“基本经济制度”的提法非常高明。我当时建议还应该补充基本法律制度,我们已经有了基本政治制度,如果再有基本经济制度和基本法律制度,这就比较完善了。根据我现在的认识,我们还得再补充一个基本社会制度。社会制度是什么呢?它包括社会管理、老百姓的政治诉求、道德规范等多方面的内容。因为中国缺乏真正以民为本、为民服务的社会管理制度,如果这方面能够做好,制度释放的红利是相当大的,这对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保持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发展有着巨大作用。

现在看来,我们的基本经济制度要进一步完善。怎么完善呢?我觉得还得从所有制进一步改革入手。我认为,中国不走“私有化”,而走“多元化”是正确的,中国的基本经济制度是有优势的。但是,改革空间还很大,我们需要达成的共识是:公有经济、民营经济、境外资本要在深化改革和合理竞争中各得其所。

对于公有制经济,虽然其在比例上不具优势,但是其控制力与影响力还是很大,多少还具有垄断色彩、行政化色彩、官僚化色彩,所以,继续推进公有制改革应该从去行政化、去官僚化着手,增加市场化的因素。具体来讲,公有制经济主要解决三大问题:(1)政企分开,去行政化,去官僚化;(2)实现形式多样化;(3)打破垄断。

对于民营经济,从比例上讲,其已成为就业、投资、出口的主体,其发挥的作用也越来越大,但是其在政策、贷款等方面依然不能和公有制经济享受同样的待遇。所以,对民营经济主要是解决“一视同仁”问题,不拘泥于“三分天下有其一”,要成为社会就业、社会投资、市场创新、对外出口的主体。这就要解决三大问题:(1)产业自由化;(2)投资便利化;(3)融资有保障。

对于境外资本,前两个阶段我们利用得很好,今后还要利用好。当前,境外资本还在增加,境外资本在中国要真正享受国民待遇,但是,产业选择应向更优、更精、高级化推进,将他们先进的管理经验、技术、人才引进来。同时,在华的兼并收购,国与国如何公平竞争,需要有所突破。

再一个就是城乡二元结构。加快二元经济结构改革,是中国今后改革的重中之重。目前中国经济社会存在的诸多问题,无不与二元经济结构改革迟缓有关。这是中国改革的“硬骨头”,非突破不可,如果久拖不决,这个问题就会越来越严重。

中国发展需注意规避“五大陷阱”

财新:与改革开放之初相比,当前的国内国际环境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当前和今后,就战略而言,中国在改革和发展中应着重注意哪些问题?

陆百甫:中国下一步的发展面临诸多大挑战,任务并不轻松,举步仍然维艰。但从深层次问题分析,我们面临的挑战不是外部环境,而是严峻的内部问题的挑战。具体来讲,中国在下一步改革和发展过程中,需要注意避免“五大陷阱”:

(一)消除“修昔底德陷阱”猜忌。古希腊伟大历史学家修昔底德提出,新崛起国家与现存强国会无可避免地发生战争。现在,对中国可能走入“修昔底德陷阱”的猜忌,深深隐含在许多国际政要和媒体的思维之中,使中国在世界事务中的行为备受质疑。如何淡化与消除这一不实印象,已成为中国树立新形象的难题。

中国在世界的地位不断上升,随着中国崛起进程加快,世界对中国可能的变化存在一种惶恐心理,有人甚至怀疑中国是否也可能走入历史性的“修昔底德陷阱”,从而与世界大国发生重大对抗,乃至引发战争。为此,我们对这种“上升带来的影响性烦恼”,要有充分的认识和疏解准备。

的确,19世纪末德国、日本崛起,企图用战争手段重新瓜分世界利益,引发了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但是,历史也证明,并非所有国家的崛起必然会发生对抗性冲突。如20世纪初美国的崛起,并没有与英国这一老牌霸主强国发生对抗性的战争,反而成为了“盟友”。历史可能重复,但也不一定都会重复,消除猜忌十分重要。中国走的是和平发展道路,执行的是互利双赢的对外关系原则,既要拓展竞争合作思维,又要尊重国际规则,并为改善国际规则做出努力,在竞合中构建新型的和平共处国际关系。

这一进程是艰难的,需要做大量细致的工作,要千方百计逐步淡化并终消除对世界、对中国的不实猜忌,建立互信机制,明亮中国发展环境。

(二)避免走入“中等收入陷阱”。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拉美一些国家出现了经济“起飞”,并很快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是,由于在“起飞”过程中,并没有及时对社会分配关系、产业、经济运行体制、政府治理结构等方面做出相应改革,使经济发展陷入停滞,社会矛盾激化,大量问题涌现,从而走入了“中等收入陷阱”。

中国目前已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必须时刻警觉,避免步拉美部分国家之后尘。重要的是,改善社会分配关系,努力提高低收入群体的社会保障水平,着力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激活社会消费潜力,壮大社会市场容量;千方百计激活企业科技自主创新能力,优化产业结构,特别是提升制造业竞争能力,提高全要素生产效率;构建健康运行的现代金融体系;全面改革政府治理结构,提高效率,防范风险,保持经济社会等协调发展;认真解决诸如能源、清洁水、环境承载力等“供给动力”的“临界”问题,全力推进、低碳发展等等。坚持走深化发展、内涵扩张、消费拉动、体制活力勃发的发展道路,实现“优质跨越”。

(三)避免陷入“高福利国家”依赖。二战以后,欧洲许多国家,尤其是北欧国家,实施了“高福利”社会保障制度,初中期实施顺利,很得民心,但到上世纪80年代后期,出现国家承受乏力、社会效率下降等严峻问题。目前虽仍“坚持”,但似感“支撑不住”,而且危机四伏,社会动荡不已。“好制度”反而变成社会不稳定的“根源”。

近几年,中国大力度、大范围、宽领域地推行了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极大地改善了民生,中国已成为建有全世界基本和城乡的国家。但是,国家性的社会福利制度的建立是刚性的,是政府一项并非临时性的承诺和支出,而是永续性的开支,同时还只能提高,不能后退,更不能取消。因此,这一制度设计,必须适合国情,符合国家经济水平,有利于经济活力的再生。

目前,中国民众对国家福利制度的要求在不断提高。因此,一开始,在制度设计上,就要避免对这一制度从“感谢”,逐步陷入“不满”的“陷阱”。需要处理好“善保障”与“养懒人”的博弈关系,既要有可靠保障,又能激活劳动积极性,不养制度懒人,不背制度包袱。

对低收入者不能只“贴钱”。国家应该多从劳动者的就业机会与劳动技能的提升上,采取更多社会福利举措,以促进经济增长与社会保障的双双可持续。

(四)避免重演“日本发展陷阱”。日本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飞速发展,一举跃入发达国家行列后,从90年代始,出现了“增长停滞时期”,并显现“房地产泡沫”和部分金融业的崩溃,舆论谓之“日本失去的十年”。接着,在本世纪头十年,日本继续出现了“发展徘徊”。

日本为什么会出现“发展陷阱”?起因有二:一是在“广场协议”的冲击下,高速升值,国际贸易的竞争优势快速消失;二是盲目的房地产投资引发泡沫,住宅贷款坏账猛增,银行呆坏账堆积,造成包括的“日本长期信用银行”这样强大的银行破产清盘,并引发一系列“破产潮”,经济严重受损。

究其深层次原因,根子在于:日本在上世纪90年代以来,发展战略失误,没有跟上全球信息化步伐,其传统产业并没有及时与信息化进程紧密结合起来,走向产业创新时代,加上产业“外移”规模大,国内“空洞化”问题突出,因而缺乏内生动力,失去了竞争优势,逐渐沦为“二流强国”。尽管当时日本 GDP 总量处于世界第二,但缺乏新增长点,后劲和发展潜力不足,从而出现了长达20年的经济徘徊和低速。

中国同样需要防止出现日本式的“发展陷阱”。无论是表象问题还是深层问题,中国与日本存在某些相似性。

因此,中国对此应采取“两谨慎、一着力”的方略,“两谨慎”即一要管控好改革的进程,汇率调整要遵循市场规律并与国家经济发展状况相适应;一要防止房地产投资的盲目性,严格关注投机性操控,合理布局城市发展进程,严格监督金融机构,防止系统风险。“一着力”即着力于产业创新和竞争力提升,把科技创新列为国家发展的基本战略,把握产业技术先机,打牢中国实体经济根基,并努力由“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

(五)力求避免陷入“环境库兹涅茨曲线”负效应长期化陷阱。中国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中,环境问题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重大问题。“环保”“低碳”“可持续发展”,是科学发展的基本要义,也是中国“三步走”战略后半期发展中,处理环境与经济增长关系的主线。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指,1995 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教授格罗斯曼和克鲁格引申“库兹涅茨曲线”原理,应用于环境质量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分析模型之中提出的假说,已被当今世界重视。

这一假说提出,在大规模工业化阶段,环境与经济增长关系同样呈先加大、后减小的倒 U 型规律,即当大规模工业化展开时,由于资源投入的大量增加,带来了更多的污染排放,从而产生了对环境质量的负的规模效应,环境质量不断恶化;当大规模工业化进入深化发展阶段时,由于新技术应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以及清洁能源的推广,环境改善出现规模效应,使环境质量随着经济增长逐步改善。科学发展就是要尽可能使这种负效应延续时间缩短,使正效应的影响早日到来。

中国前30多年在环境治理、节能减排等方面取得了一定成绩,政策仍在强化。但是,从某种程度上讲,目前国内的“增长冲动力”仍强于“环境约束力”,加上今后30多年中国仍处于大规模经济活动展开时期,无论资源投入还是污染排放都将继续扩大,这个问题将会非常突出。

要避免陷入“环境库兹涅茨曲线”负效应长期化陷阱。首先,必须提升全民环境意识,根除各级干部“强发展、弱环境”的倾向,彻底转变发展观念。

二是,必须从战略高度抓好全面产业升级和结构转型,推行“环保”“低碳”“节能”型生产、生活方式,减弱经济发展的环境压力。

三是,大力治理和控制环境恶化,提高产业准入的环境门槛,坚决实施投资项目环境否决制度。

四是,着力于环境技术与节能技术的创新,用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装备新兴产业。

五是,力保技术专利,制定系统的崇尚环境发展的财税政策和经济优惠措施。

六是,把环境评估作为各级政府考绩的重点项目,成为干部行动的新“指挥棒”。■

(财新())

《强大脑》第二期 舒淇携手“史上强”拿下满分
《银河护卫队》5.7亿收官 居年度进口片第六名
孙悦献计《梦想改造家》 穿卡通衣录节目(图)-梦想改造家-孙悦
本文标签: